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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代宫廷史研究会主办、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办的第十二届清代宫廷史学术研讨会于10月17日至18日在沈阳召开。清代宫廷史研究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治亭，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徐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滕绍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益茂等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清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会围绕“清宫文物与档案”“皇家宫殿、园苑、陵寝”“清朝历史与人物”“清宫历史与文化”“满族文化与其他”五个议题展开讨论，对清史进行新一轮的认识、了解和梳理。
当下全国有700多位专家学者在研究清史，清宫史研究会于1989年成立，27年里召开了11届清代宫廷史学术研讨会。此次大会所作的学术报告十分精彩，报告中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徐凯阐释了雍正的治国理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吴美凤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画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郭福祥专题论述了清宫玉器制作，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副馆长韩利就康熙五十年避暑山庄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了汇总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滕绍箴论述了盛京皇宫满洲独特的建筑文化，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秘书长张万兴就康熙的书法问题进行研究，台北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戈斯明对皇太极的萨满信仰进行了专题探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则站在学术前沿纵论对百年清史的认识。
清代宫廷史研究达到新高度
沈阳故宫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宫殿，距今近400年历史。沈阳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沈阳故宫是清入关前的指挥中心和决策中枢，在清宫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沈阳故宫博物院曾两次承办清宫史学术研讨会，为清宫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谈及为何又第三次承办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时，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白文煜说，2016年，对沈阳故宫博物院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是后金建国400周年、清朝建立380周年，同时，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为了纪念建院90周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自今年6月起就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有18个展览、三大学术会议、五项学术成果、六大宣传活动、五项社会活动和八项文创产品的研发与销售等。此次承办的第十二届清代宫廷史学术研讨会，是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庆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清代宫廷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百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清史研究的新内容、新发现、新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据介绍，清宫史研究会在成立后的27年里，出版了11部学术论文集。研究会从当年的六家创始单位，到本届学术研讨会召开，已经发展为20家单位的大联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清代宫廷史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之一，在研究会的带领下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先后向社会贡献出 《盛京皇宫》《清帝东巡》《清帝东巡研究》 等一批优秀学术成果。同时，在朱诚如、李治亭、徐凯三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清前史研究中心”和“清前史研究文化基地”，举办了“民族融合与发展”——纪念八旗制度创建40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第十五届中日韩国际博物馆学术研讨会等多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在朱诚如、李治亭、张玉兴等的鼎力支持下，沈阳故宫博物院将于今年12月出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0余万字的 《清朝前史》（五卷本）。这不仅是清前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清宫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沈阳故宫博物院90年的辉煌历程，已经融入了清宫史研究的基因，与清宫史的研究血脉相连。
清入关前史一些重大问题需认真讨论
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研讨会上，朱诚如谈了几个关于清史研究的问题，首先介绍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情况。他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是我们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已经进入第14个年头。为了确保早日编出一部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信史、良史，经专家学者的多方努力，现已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6月底完成三审，2018年上半年完成审核，2018年底一次性提交100多卷、3000多万字的送审稿。审查完还要修改，预计到2022年能出版。《明史》 修了94年，《清史稿》 修了14年，我们现在修清史卷头较大，大概需要20年。
朱诚如说，沈阳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前史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举动，把清入关前史研究的专家都会聚在这里。清入关前史研究是清史的一个难点和重点，过去由于档案的缺失，长期以来清入关前史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对其他部分来说，清入关前史研究人数也不多，相对比较薄弱。沈阳故宫博物院把大旗举起来，把清入关前史的专家团结在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请张玉兴、李治亭等几位专家，由沈阳故宫博物院牵头，由朱诚如和白文煜主编了200余万字的 《清朝前史》，编著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五卷本都已经写完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朱诚如认为，清入关前史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认真去讨论。比如1583年至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州女真的世系断断续续，中间还有衔接不上的，过去专家作了一些研究，前期的档案薄弱一些，现在有很多学习满文的，但是真正能把满文翻译得很好、能够使用的仍然不是太多；还有比如说清入关前民族之间互相渗透、融合，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再有就是在辽东前后60年、统治辽东20多年的政策，现在研究得也不是很到位；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如明清战争、人物评价也是需要解决的。
朱诚如表示，以上几方面，都是需要清前史研究进一步去解决的问题。
百年清史研究过程就是认识清史解释清史过程
清史研究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百年清史研究过程实际就是认识清史、解释清史的过程。那么，怎样认识清史呢？李治亭说，认识清史，首先要发现清史。这就需要大量阅读典籍，包括清代档案、清官书、方志、私家著述、名人文集、谱牒等。百年清史著作，总体看，史料不足，如《清史稿》仅据清之国史馆现成之稿，其传记、典志等，皆袭用，略为删减。档案未用，故史实多有遗漏。还有一种情况，虽已阅读，却未发现其重大价值。如康熙帝废长城，雍正论“大一统”，明载《清实录》中，研究者却熟视无睹。故已出清史，几无一书谈“大一统”，也不论废长城的伟大意义，就等于不识清史。未有重大发现，学术就不能创新。
李治亭说，发现清史仅是认识清史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正确解释清史。必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对已发现的清史作理论分析，揭示本质。如上提到废长城有何意义，产生什么深远影响？雍正论“大一统”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什么？清代“中国”的涵义与实际的中国有无差别？清代在边疆地区正式设治，与历代有何本质的不同？如此种种，离开了理论，就解释不了清史。可以说，“大一统”是清朝治国的一条生命线，是解读清史的一把钥匙，舍此，就不能正确评价清史。大破历代“华夷之变”的狭隘的“大一统”，建立“中外一家”“内外一家”的“大一统”，建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清史的“主题”在此，以往清史多罗列现象，满足于叙述历史过程，缺乏理论分析，对清史认识严重不足，只识其表面，而不识本质，也就难以写出一部真实的清史。
让李治亭感到欣慰的是，30余年改革开放时期，清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论文成千累万。回顾百年清史研究，总结对清史的认识历程，对于当代清史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专家对清宫史进行新的梳理
研讨会上，专家们怀着敬畏之心，对清宫史进行新的梳理。
徐凯以“为君难”与“为臣不易”为主题阐释了雍正的治国理念。徐凯说，雍正皇帝在13年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并不断地将其付诸实践。“为君难”和“为臣不易”这个课题贯穿雍正一朝，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他从《实录》和《起居注》包括满文朱批奏折里大约收集了将近4万字的史料。围绕着这些史料，做一个初步的梳理。徐凯认为，“为君难”和“为臣不易”治国理念，秉承儒家执政观念，继承了历代帝王治国的传统，雍正皇帝深知皇权来之不易，重视自身“为君之道”与官僚们“为臣之道”的思想与制度建设，并将“为君难”和“为臣不易”七字方针不断付诸实践，取得显著成效，对清政府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吴美凤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画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吴美凤说，努尔哈赤一生勇猛善战，为继位的皇太极打下霸业基础，被尊为清太祖。然而，目前存世的清太祖画像，如庋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甚至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等，所呈现的清太祖脸像却是多有不同，可以说各有其貌。她尝试从众多史料、文献、典籍中研究哪一幅画像可能是最接近其本来面貌的。
清代大型玉器雕制工艺和技术一直是玉器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专家们苦心研究却始终无解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凿錾制玉技术在宫廷中的运用，以往的研究虽偶尔提及其名，但基本上无人做深入的探讨。
郭福祥依据清宫档案材料，以乾隆皇帝极为称道的“秦中所产钢片”为切入点，基本上理清了清代宫廷大型玉器雕刻过程中火镰片这种新工具的属性和使用情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凿錾制玉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清代大型玉器制作的工具和工艺技法等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使我们对堪称中国玉雕黄金时代的乾隆时期玉器制作技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产生更为切实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火镰片的使用和凿錾制玉法的创立，使非专业玉器制作者的凿錾匠和石匠参与到玉器最重要的制作工程之中，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对于火镰片和凿錾制玉新技术的发掘考证为清代玉器史增添了新的史料。
康熙五十年即公元1711年，在避暑山庄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给承德避暑山庄缤纷的现实世界增添许多弥足珍贵的回忆。这一年有太多的史事值得铭记与追忆。
韩利就康熙五十年与避暑山庄有关的重大史事做出综述。韩利说，包括宫殿区迁移、避暑山庄正式得名、《御制避暑山庄记》 问世、命名“康熙三十六景”、绘制《热河三十六景诗图》、大学士张玉书魂归热河等，这些都印证康熙五十年是避暑山庄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从而进一步论述了避暑山庄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当年康熙皇帝废弃了长城的修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墙”，这道“大墙”是无形的，它不隔绝民族，不固守土地，这就是避暑山庄。康熙帝用避暑山庄达到了“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的政治目的。这道“大墙”也是具体的，它阻挡了隔阂与猜忌，促进了民族间的包容与交流。康熙帝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在其周围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了边患。
□本报记者/杨 竞
